年初，教育部部长陈宝生承诺，将下大力气为教师减负，把为教师减负作为一件大事来抓。9月，《关于减轻中小学教师负担进一步营造教育教学良好环境的若干意见》(下称《意见》)提出，要聚焦教师立德树人、教书育人的主责主业，统筹规范督查检查评比考核、社会事务进校园、抽调中小学教师等事宜，严格清理规范与中小学教育教学无关的事项，切实减轻中小学教师负担，让中小学教师潜心教书、静心育人。
在日常教学工作中，老师最重的负担是什么?政府三令五申之下，教师负担为何还如此之重?教师肩上最难减的担子究竟是什么?记者与来自小学、初中、高中的三位教师展开深度对话，直击教师减负的难题。
最重：“教学之外”杂事多
【故事】
“太累了。”这一天的日记，张辉只写下三个字。作为一名中学教师，张辉已连续两个月没有休息了。批改作业、备课等教学工作，占据了他每天晚上的绝大多数时间。这些本来应该在上班时间完成的任务，张辉却没时间做。除了讲课，他白天基本上都泡在了会议室，开名目繁多的会，完成各种各样的材料。前几天，为准备上级部门的检查材料，张辉还来来回回“折腾”好几次，搞得身心俱疲。
●记者：在日常工作中，老师最重的负担是什么?
■福建某高中教师陈平：
只有三分之一的时间用在正常教学教研上
教师负担因人而异，两极分化很严重。如果你是班主任或年级组长，负担就会特别重。我是我们学校高三年级的年段长，从早上6点半到晚上12点，我需要盯学生早读、备课、上课、上晚自习，还经常被很多杂事困扰，总之就是两个字：“无休”。
日常教育教学工作中，老师的任务主要有三部分。一是正常教学教研工作需要完成的任务，比如备课、教研、年段考核等等。二是学校有关部门下发的活动单子，比如校运会开幕式怎么走，都是很琐碎的事。三是上级的一些检查，比如市教育局要来看优生培养等，这些活动虽然一年只有几次，但主题都不一样，梳理材料等工作都需要基层老师来做，如果再赶上学校要申请先进校、文明校，任务量着实不小。计算一下，我现在大概只有三分之一的时间用在正常教学教研上，剩下的时间全部耗在这些“杂事”上。
■甘肃某初中教师刘嘉：
职称是乡村教师最大的负担
我在一所初中支教两年多了。从今年开始，我们这里的教育主管部门出台了“教师绩效管理办法”，规定学校每个月都要对教师考核一次，考核档次决定绩效工资数额，目的是鼓励广大教师工作的积极性。但站在学校和教师角度，这种政策的调整弹性不大。学校为了“月考核”不得不制定相应的考核制度，比如增加考试次数、用成绩给老师排名、家长评教等;有的老师不专心教学而是花大量时间写论文、做课题，甚至参加各类比赛;有的老师特别是中层管理岗位的教师每个月要准备大量的迎检材料，加班加点，忙得心力交瘁。教育有其特殊性，教师也不是企业职工，月度考核不利于教师的健康发展。
除此之外，乡村教育也有着自身的特殊性。我最真实的感受是，职称是乡村教师最大的负担，很多优秀人才不是不愿意留在乡村，而是留在乡村工作连职称都上不去，看不到希望。我所经历的几所乡村学校，大部分老师工作20年了还是初级职称。职称与待遇挂钩，但乡村学校的职称评价机制不完备或者不科学，职称名额又有限，导致教师之间恶性竞争，特别是教师对于学生成绩的过度重视。随之而来的就是教师和学生心理、人际关系等问题凸显。
■山西某小学教师张秀芳：
量化考核有很多不公平因素
教师最重的负担是学校对教师多方面的量化考核。例如安全方面，口头强调不行，必须每天都要有记录，每周每月都要打分评比排名;教学方面，对老师的各种备批改辅、阶段测试，也要量化打分排名;还有学校组织的大型活动，目的是丰富校园活动、提高学生综合能力等，但各种活动都要评分排名。每一位教师都希望被认可，都要争当优先，但有前总有后，不能单凭一个数字就否定了大家的努力。我认为，量化考核有必要，但过分的“数字化”有很多的不公平因素。
【专家解析】
◆山西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、国家督学董新良：
政策创新力度小导致教师负担重
几位老师的感受反映了基层一线部分教师生存的真实状况。教师负担重的主要原因在于：一是一些职能部门在行使教育管理职权时，政策创新力度小、灵活性弱，要求多、指导少，重形式轻内容，或为完成工作任务，对基层学校搞简单的任务摊派，导致基层学校疲于应付，并将压力层层传导至一线教师。二是一些地方在进行教育决策，特别是涉及教师考核管理、评级、流动等政策时，忽视了教育教学工作特有的规律性，对国家教育政策领悟不深刻。制度变革不合理、执行不规范，阻碍教师工作积极性的发挥。三是一些学校内部管理不合理，导致教师工作任务不均衡、教师团队内部分化现象严重。
当然，在部分教师负担过重的同时，还有一些区域或学校存在教师任务分工轻重不合理，部分教师隐性流失、闲置，甚至脱岗等问题。应着眼于建立良好的教育生态，因地制宜做好教师身心负担的“加法”和“减法”，努力创建有利于全体教师专心于本职工作的政策环境。
《意见》的出台，为中小学教师减负工作的开展提供了政策依据。但要保证政策落地生根，还要明晰学校的教育属性和校长的角色定位。为教师减负的前提是让学校“净”下来，让校长专心于治校和育人。学校是育人的场所，不同于政府组织和营利性的工商部门;校长是教育工作者，应努力扮演好教育家角色而非忙于应付校园外的各种事务。同时，要完善教育人事制度，建立宽严相济、疏堵结合的教师管理机制。
最该减：教师精神之压力
【故事】
让中学教师刘芸最烦恼的就是各种考核、检查、评比。刘芸说，这些任务太多了，一项接着一项，占据了大量工作时间，教师的教育空间无形间被缩小了。尤其是外行检查、评比、考核内行的现象严重。看到他们的指导意见，刘芸觉得很搞笑。她感叹，老师是天天泡在学校里的专业人士，应该给他们多一些的信任和尊重。
●记者：老师肩上最该减的负担是什么?
■张秀芳：
考核、评比让教师身陷“名利之争”
教师最该减的负担，是精神压力。例如各级各类优质课教学奖项的评比、争夺，各级各类教学能手、骨干教师、学科带头人等评选;还有职称评聘、岗位晋级等。教师本该是最有涵养的，但面对现实竞争压力，在考核、评比面前，也互不相让、互不相容。这不能全怪教师，“名利之争”的背后其实是营生之计。
■陈平：
形式主义作风亟须扭转
教师工作中有很多形式主义作风亟须扭转。比如家访，现在很多学校要求老师家访前要做到访前有方案、访中有记录，文字视频缺一不可，甚至访后还要有反思，并覆盖全体学生。但紧张的课余时间根本无法全面完成这种任务。再比如一些教研培训，经常是“满堂灌”，还要写各种学习心得体会，老师们上了一天课再去应付这些，效果很差。
■刘嘉：
必须尊重教师的教育权利
如今太多的人对教师如何教学生指手画脚，尤其是家长，动辄指责、批评和为难教师。我曾经碰到一个高级知识分子家庭，家长都是大学教授，有一次，孩子的妈妈打来电话建议我给她的孩子“另外布置一套试卷的作业”，我拒绝了。要有好的教育，必须尊重学校的办学自主权，必须尊重教师的教育权利，要为教师创造一个安心、静心的教学环境。
【专家解析】
◆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教师发展研究所副研究员李新翠：
减少外部干扰是教师减负的重中之重
我曾经专门研究了教师负担的现状和特征，在对全国东部、中部和西部的近万名中小学教师的调查中发现，从中小学教师期待减轻的工作任务来看，排在前3位的分别是迎接各种检查(81.7%)、准备与教育教学工作关系不大的材料(61.1%)以及参加各种评比和比赛等(50.1%)。
教师最大的工作负担来自教育教学之外，各类工作进校园，是教师最期待减轻的负担。西部某省某乡镇中心小学和初中教师表示，每天用于教育教学的时间仅为总工作时间的40%左右，其他大部分时间都用于应对各种非教育教学工作，如禁毒教育、消防安全等，每项工作都需要准备、整理大量过程性资料。这挤占了教师的工作时间，分散了教师的教育精力，更有甚者为教师带来了焦虑、复杂、不安的情绪和情感体验，影响了教育教学工作的正常开展。
最难改：教育观、人才观、质量观失衡下的教育生态
【故事】
面对上级迎检、填各种表格，小学老师郑罗所在学校的校长也无能为力;面对家长与老师所引发的各种矛盾，老师明知在理，却也要道歉。现在，他越来越能体会到，很多教育的问题，往往都不在教育本身，这也是教师负担重，且教师负担难减的主要原因之一。
●记者：最难减的负担是什么?
■张秀芳：
最难减的是家长和社会对老师的期待
虽然国家多次提出要给老师减负，但真正的减负实践起来却很难。教师最难减的负担是家长和社会对老师的期待。例如，孩子没有完成作业或犯了错误，教师进行正常批评，父母不但不配合教师，反而指责教师不够关爱孩子，有的甚至上告教育局。
教育的根本目的是立德树人，而不是追求分数、追求升学。对于个人来说，教育是为了激发学生的兴趣、挖掘学生的潜能和培养其成人成才;对于国家和社会来说，教育则是为了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。为此，我们需要教育文化的深入改革，实现教育观、人才观、质量观等一系列观念的转变。
■刘嘉：
学校不是不能拒绝，而是根本没有权力拒绝
最难减的负担是教师和学生的学业过重问题。但显而易见，这个问题归根结底是整体教育管理体制和评价体系的问题，教育管理体制和评价体系不变，教师和学生的负担就难以真正减轻。很多学校不是说不能拒绝各种检查、考核，而是根本没有权力拒绝，因为每一个表格都关系到学校和校长的考核，有些时候，校长们也无能为力。
■陈平：
真正让老师把心思用在课堂上
我觉得问题的难点有三个方面，一是如何唤起每一个老师的积极性，真正做到全员德育，而不是一味把负担都往班主任、年段长身上推。二是如何厘清教师工作的边界，不要把本该由家长、学校应该承担的很多责任一股脑都推到老师身上。三是如何树立好的评价导向，不要用材料评价老师。这样才能真正让老师把心思用在课堂上、用在教学和学生身上。
【专家解析】
◆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副教授、基础教育研究中心副主任高政：
政府须划定自己的作用边界
其实不仅是教师，整个教育系统，从教育局局长到校长，都需要承担很多教书育人以外的工作。2018年，我做过一项针对全国200余名县区教育局局长的调查，发现教育局局长平均每个工作日要参加3.7个会议，收到7.4份文件。在2017年，我对全国300余名中小学校长的调查发现，90%以上的校长可以将工作概括为“三多”，即文件多、会议多、检查多。校长们平均每月收到上级文件或通知26.45份。
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?在县区层面，教师一般占到财政供养人员总数的一半以上，教育系统财政开支占财政总支出的四分之一到一半。所以县区主要领导在地区重大活动和创先争优等评比中，自然会想到充分发动和依赖教师这个体制内规模最大的群体。
切实减轻教师负担，首先要全社会真正做到尊师重教，尊重教育工作的专业性。尊师重教不仅是保证教育财政投入、保障教师的编制和待遇，更要充分尊重教师工作的复杂性、烦琐性以及背后的专业性。对一些学校确有必要参与的工作，应由教育行政部门根据实际情况统筹协调安排。避免“婆婆”太多，每个部门提一点要求，布置一点任务，汇集在一起令学校难以招架。只有真正尊重教师工作的专业性，给教师减负，教师才能有足够时间和空间发展专业以提升教学效率和质量，学生减负才可能落到实处。
切实减轻教师负担，更要求我们加快推进社会治理体系现代化。政府必须划定自己的作用边界，强化制定规则和进行监管的功能。只有先将基层政府从传统社会管理的烦琐中解放出来，真正做到从社会管理走向社会治理，教育系统和教师队伍的负担才有可能减轻。(本文部分采访对象为化名 本报记者 晋浩天 柴如瑾 邓晖)
